朱永新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高技能人才的占比與世界上的制造業強國有著顯著的差距。數據顯示，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制造業高技能人才數量往往占到技能勞動者總數的40%-50%，而我國只有5%左右。近年來，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建設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大軍，解決高技能人才短缺的問題，已經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在今年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職業技能提升行動方案(2019—2021年)》中明確提出，“經過努力，到2021年底技能勞動者占就業人員總量的比例達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勞動者的比例達到30%以上”。

筆者通過調查研究發現，要實現這個目標絕非易事。我國制造業中的高技能人才短缺不是勞動力市場短期波動的結果，而是技能形成領域中制度不匹配的必然后果。其一，我國職業教育體系所供給的技能類型與生產需求錯位，熱門技能(如第三產業)培訓飽和，而工業技能培訓不足，大學畢業生技能與市場脫節。政府辦的職業學校、技校提供的是中低端的通適性技能，很難有針對性地提供企業或行業的專用技能，技能錯配突出。其二，企業參與技能形成的積極性和參與度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其三，由于工資待遇不高、上升空間小等原因，技能崗位缺乏吸引力，導致有些技能型人才，寧可接受服務性崗位的低薪，也不愿到薪酬更高的生產一線技能崗位就業。

所以，解決制造業高技能人才短缺問題，需要在制度體系上下功夫。應重新協調職業教育培訓體系與企業治理機制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關系，促進制度之間的匹配，構建有效的高技能人才培養支撐政策體系。為此，筆者認為：

首先，推動企業和社會力量舉辦高質量職業教育，深度參與高技能人才培養。在調研中，有的企業反映，政府對職業教育及其參與企業的支持和鼓勵，多為“撒胡椒面”式，對成績突出的學校或企業的激勵作用不明顯。還有的企業反映，政府對于企業深度參與職業教育的稅費、信貸優惠政策還沒有落實到位。建議深化“放管服”改革，制定更開放合理的職業教育辦學資質規定，激發企業的辦學主體活力。盡快制定更有效的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激勵性政策，并落實國家、省市各項職業教育財政補貼政策，激發企業及社會各方面的技能投資積極性。

其次，通過行業組織來協調跨企業的技能培訓，促進行業內部技能的積累。通過強有力的行業組織來協調中小企業的技能培訓，建立混合所有制的跨企業培訓機構，滿足中小企業的技能需求，促進行業內技能的形成和積累。同時，還要發揮好行業組織在預測行業人力資源需求、制定行業職業教育準入標準和發展規劃、參與技能等級鑒定標準的制定和調整、代表行業的長遠利益實施或參與舉辦職業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提升行業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能力和水平。

最后，暢通技術技能人才職業發展的通道，增加職業吸引力。提高技能勞動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勞動者技術技能水平與薪酬待遇掛鉤制度，逐步弱化以學歷等級為標準確定薪酬。將城鎮入戶與職業技能認證等聯系起來，一方面可以拓寬具備技術技能的農民工的城鎮入戶渠道，另一方面也吸引制造業相關領域的畢業生進入制造業企業就業。還要加大對高技能勞動者的表彰力度，在各行業樹立一批應用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典型。▲(作者是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民進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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