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幾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影響。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人群遭受的沖擊更加嚴重，面臨著很大的生活困難或經營困難或心理壓力，單純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難以走出困境，需要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他們是疫情沖擊下涌現的特殊困難群體，雖然這種困難狀態可能只是臨時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時的幫助扶持，疫情沖擊所造成的社會后果可能是長期的。在疫情持續、企業復工、民工進城、人群聚集的背景下，相關問題更加緊迫。從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發展理念出發，社會各界需要高度重視并著力解決這些“臨時困難群體”的所需所急所盼。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疫情沖擊下涌現的“臨時困難群體”有明顯的“脆弱性”，是一種“準弱勢群體”。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朱镕基總理第一次使用了“弱勢群體”一詞，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入貧困地區、養老院、福利院等，關愛弱勢群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參見新華社客戶端《習近平時間：在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

社會弱勢群體(social vulnerable groups)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經濟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從不同視角給出了很不相同的定義。從社會政策的角度，通常將城鄉貧困人口、下崗失業人員、殘障人士、缺乏社會保障的農民工、需要照顧的老年人等視為弱勢群體。在這里，我們將弱勢群體理解為在社會生活中比較脆弱、難以像正常人那樣去化解社會問題造成的壓力，或者在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方面處于弱勢、易受傷害的人所構成的群體。在這個意義上，弱勢群體具有相對性和場景性，在特定條件下，一些原本生活正常甚至是“生活中的強者”的人可能突然處于弱勢地位，例如，遭受自然災害的災民一夜之間就可能成為弱勢群體，另外，面對不合理的法規和仇富心理，一些企業家一度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

與汶川地震不同，這次發源于湖北武漢的疫情對社會生活造成的沖擊是多方面的。地震災害在有限的時空中展開，災區是局部的，災情持續的時間是短暫的(即使有余震也不會多久)，這種純自然災害往往會喚起人們的同情心，增強群體之間的凝聚力。但是，傳染病疫情爆發后，在空間上可以擴展到全球，在時間上難以確定何時終止，感染病毒者不僅是受害者，又成為傳染源，人們對患者或疑似患者既同情又害怕，疫情喚起的不僅有同情心，也有誤解、猜忌甚至敵意，疫情引發的一些不良社會情緒和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可能對原有的社會關系造成明顯的破壞，帶來臨時的社會分化，導致幾類“臨時困難群體”或準弱勢群體的涌現。從近幾天的社會新聞中，我們可以梳理出以下幾個群體：

1)“疫情患者”群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屬群體。他們不僅要承受疾病帶來的身體折磨和心理恐慌，還要面對可能的社會排斥和歧視。社會大眾對疾病的恐慌可能轉化為對這些患者的疏離甚至敵意。即使康復以后，周邊人的疏離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2)“疫區人”群體：大疫區是湖北(尤其是武漢)，小疫區則是發現病毒感染病例的小區或單位，例如，微信中流傳著一份北京市各區有感染病例的居民小區名單，雖然只有一兩個病例，但是這些小區的人無形中被貼上“危險人群”的標簽。這個群體中，絕大多數是健康的，卻因為地域的原因被標簽化，另外，他們中一些人可能因為嚴密的防控措施而被要求居家隔離，一些地方在“疫區人”或到過疫區的人的家門口貼上醒目的提示牌。在非常時期，這些措施情有可原，但是，其副作用需要關注并采取跟進的對策。

3)“權益受限者”群體：為了防控，一些地方采取區域管制措施，但是在執行中被簡單化為封城封路封小區，使得一些家在外地，春節后回工作地的人，遭遇了因為無本地戶口不能進城、因為不是戶主不能進入租住小區的困難。他們在工作地可能有很體面的工作很穩定的收入，本來是當地的建設者和納稅人，卻因為沒有當地的戶口本或房本而受到差別對待，被當作邊緣人。

4)“無口罩者”群體：一夜之間，口罩成為最緊俏的搶手貨，網上商城與實體店都已經斷貨。一些人在疫情初期沒有準備，等到想起來買口罩時已經為時已晚。現在正值疫情高峰期，沒有口罩，幾乎無法出門，不僅自己提心吊膽，而且會招來他人異樣的目光，不少地方的公共交通已經拒絕不戴口罩者搭乘。

5)有企業倒閉風險的企業主群體：疫情造成一些企業經營慘淡，餐飲、旅游、酒店、娛樂等服務類企業大面積停業。一些地方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要求企業給無法復工的員工正常支付工資，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負擔。一些中小企業可能最終因資金鏈斷裂而倒閉，其經營者憂心忡忡。

6)有失業風險的勞動者群體：中小企業倒閉必然帶來普通打工者的失業，收入來源中斷后，生活困難在所難免，貧困人口可能會增加。

這次疫情波及面廣，持續時間長，受影響的人口眾多，因此，上述六個“臨時困難群體”的規模都不小。如果他們的困難不能及時得到重視和解決，不僅影響他們自己的生活質量與幸福感，而且可能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甚至會影響社會和諧與社會穩定，嚴重的話，可能造成社會分裂與社會危機。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呼吁相關部門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疫情沖擊給特定群體帶來的困難和壓力，落實公正和諧、文明友善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引導社會輿論，倡導群際溝通與相互理解，采取實際措施來善待受災者、善待災區人、善待“外地人”、善待受困者，盡力扶持遭遇困難的中小企業經營者及勞動者，制定有效的社會政策來淡化群體分化。在防控疫情的過程中，各地都采取了非常系統、非常細致的行動方案，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如果我們能夠借鑒這種做法，同樣制定具體的行動方案來幫助上述六種群體，就一定能夠克服困難、化解矛盾。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來幫扶臨時困難群體。例如，蘇州市政府出臺了十條政策意見，支持中小企業共渡難關;鶴壁市鶴山區委提出“隔離不疏離，像對待親人一樣對待武漢返鄉人員”并采取了切實的行動。同時，我們也呼吁社會各界群策群力，積極幫扶，例如，對“無口罩者”群體的困難，一方面可以通過居委會、單位定量配給的方式來救急，另一方面可以號召親友之間、同事之間、鄰居之間、微信好友之間相互分享來幫忙。

我們相信，只要各級政府真正以人民為中心，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為群眾排憂解難，只要社會各界達成廣泛的共識，相互包容相互扶持，就一定能夠克服目前的困難，不僅取得防控疫情的勝利，而且可以化危為機，進一步促進社會和諧與社會發展、提高人民群眾的獲得感與幸福感。果真如此，上述六個“新弱勢群體”就只是一種臨時的存在，他們都會轉化為更熱愛國家、更信任政府、更友善待人、更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的生力軍。

彭泗清，現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市場營銷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大學新市場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會心理學會副會長，中國高校市場學研究會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消費者心理與行為、企業營銷創新和客戶滿意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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