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單、取餐、裝箱、配送……一單接一單，不斷重復。“變身”為“外賣小哥”的那幾天，遼寧省檢察院第八檢察部副主任王人禾感覺，自己一直在與時間賽跑。

注冊成為外賣騎手，是王人禾開展辦案前期調研的方式之一。受最高人民檢察院委托，遼寧省檢察院負責“外賣騎手權益保護與算法監督”的專題調研。在對外賣騎手進行系統訪談并形成報告之前，王人禾通過“體驗式調查”，在一直馬不停蹄地趕往下一個目的地的過程中，切身體會到，讓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等新業態從業者有尊嚴、有保障，為他們撐起“法治保護傘”至關重要。

(資料圖)

“爭分奪秒”的外賣小哥。記者 趙敬東 攝

“緊張”是檢察官的切身感受

平臺算法規則應該修改

29.84%！在省檢察院之前完成的沈陽地區2019-2021電動車交通事故情況調研中，當地外賣行業電動自行車發生交通事故率令人吃驚。為了在規定時間完成派送，外賣送餐員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屢見不鮮。這里有自身交通意識的淡薄，更有“算法”的驅動。當外賣平臺將配送時效作為重要考核要素，副作用明顯，省檢察院后續把調研方向轉到“外賣騎手權益保護”上。

緊張！這是王人禾作為騎手的切身感受。“接單之后，系統就開始倒計時，還剩幾分鐘即將超時，系統會再提醒。”王人禾在騎行過程中一邊關注導航，找商家，找小區；一邊一邊還要看交通狀況，躲車、躲人。“經常找不著地圖上標注的店名。”王人禾說，因為商家實際的店名不一樣，然后進到小區找不到樓，常常接到第3單時就已經開始超時。

王人禾注冊身份是眾包騎手，根據平臺規則，每次最多能接5單。王人禾租了一臺最高時速35公里的電動車，他選擇家附近熟悉的區域送餐，一單賺4元錢，即便如此，單多時，每聽到新訂單的提示音，便心頭一緊。“我的心態要比真正的騎手輕松很多，如果是真做這份工作，是很緊張的。”

一次，王人禾等紅燈時問旁邊的外賣騎手。“哥們兒，你的車明顯比我快呀？”對方回答：“我的車時速能跑75公里。”毫無疑問，那是一輛經過改裝的電動自行車。事實上，這種情況并不少見，“如果大部分的騎手都在超速，那就證明送餐時間設置是不合理的，需要進行算法規則修改。”王人禾說。

盡管王人禾覺得自己的“體驗”只是“淺嘗輒止”，但依舊能反映出平臺在規則設定、騎手權益保障方面的一些問題。首先是勞動強度大，王人禾遇到一個小伙子，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除了睡覺之外基本在干活，也有騎手為了賺錢同時注冊兩個平臺。其次是用工主體模糊，記者采訪了多位外賣騎手，大部分人知道自己的合同是和平臺之外第三方簽的，當被問到具體哪家公司時，他們的回答幾乎一致：“不太清楚。”另外通過調研還發現，騎手在社會保險方面的保障幾乎空白，普遍沒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大多數沒有參加工會，沒有工會組織來保障他們權益。

“爭分奪秒”的外賣小哥。記者 趙敬東 攝

為最高檢辦案提供依據

用公益訴訟保護新就業群體勞動權益

省檢察院和合作高校的老師、同學先后對124名騎手進行了訪談。王人禾了解到的“系統怎么指揮騎手、地圖是什么樣的、如何點到點取餐、怎么送餐、怎么找到客戶”等情況，在訪談中派上了用場。

在訪談中，檢察官重點了解騎手對工作保障情況和對平臺的看法，比如有沒有保險，平臺給的派單時間長短，為什么會超速，車輛是否有改裝，有什么要求和想法，認為平臺應該如何改進，也涉及騎手是否了解工會，是否有簽合同，有沒有被強制注冊為個體工商戶等問題。

外賣騎手的問題是數字時代平臺經濟的典型表現，對于外賣騎手個人來說，維權的成本是巨大的。王人禾認為，與平臺相比，騎手處于弱勢地位，體現在騎手沒有任何議價權，只能通過多接單的方式來提高收入。“平臺需要確定合理的算法，相關職能部門要對平臺的算法進行監管。”王人禾建議，騎手與平臺之間應該制定協議范本，工會也應該發揮作用，多舉措保障騎手的權益。

國家統計局2022年初發布的數據顯示，當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已達2億，外賣騎手等新業態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司法保障亟需跟進。可喜的是，“快遞小哥”“外賣騎手”都寫進了今年兩高報告。最高法報告提到，“加強勞動權益保障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保護”。最高檢報告中點名一起由最高檢直接立案辦理的外賣騎手權益保障公益訴訟案。據了解，目前案件正在辦理中。

“我們所做的調研就是為最高檢辦案提供依據。”王人禾認為，未來應該明確涉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公益訴訟案件的范圍、標準和提起條件，增強公益訴訟這一法律武器在新業態勞動領域的作用，著力保護其合法權益。（記者 黃巖）

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