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海風拂過南中國的岸頭，歷史的滄桑就如沙灘上的腳印，被時間的浪花模糊了痕跡。直到有識之士在這片海岸重新撿拾起華夏文明之光，有“六百年大雅鄉”之城的廣東汕尾市城區捷勝鎮，才再一次迎來了世人的矚目。

捷勝鎮位于汕尾市城區東南側，作為兼具6000年史前文化史與600年建城史的文化古鎮，其地域內存在著遠近聞名的古遺跡。包含有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沙坑北遺址、東坑中遺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三角尾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沙坑南遺址、東坑南遺址、牛肚一遺址、牛肚二遺址，青銅器時代的東坑北遺址、沙坑中遺址等，以及唐宋時期的部分村落遺址。

在沙坑文化遺址被發現之前，國際學界堅持“南中國無石器”的論斷。直至沙坑遺址群中陶器、石器、骨器、青銅器、玉器等文物的出土，才打破了這一論斷，讓沙坑文化被公認為與仰韶文化同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

上世紀三十年代，國際考古組織、外籍汕尾傳教士多次到沙坑一帶進行考察。1934年，經香港到汕尾的愛爾蘭籍考古學家、神父芬戴禮與意大利籍神父麥兆良，發現當地出土的文物陶片，與香港南丫島出土的相類似，自此二人攜手在捷勝展開了一場考古行動，發現頗豐。芬戴禮于1936年去世后，麥兆良便獨自進行考古調查，連續十幾年鍥而不舍致力于包括捷勝在內的粵東史前文化研究工作。

（圖1：芬戴禮、麥兆良神父對沙坑遺址的考古調查離不開當地村民的引路和幫助，圖為兩位神父與村民的合影。）

麥兆良極具語言天賦，在汕尾居住一段時間后便學會講汕尾話，易于同當地人交流溝通，故他收集的文物極其豐富。這批文物中，有沙坑北遺址的彩繪圈足盤和敞口罐、東坑南遺址出土的流帶把壺、沙角尾遺址出土的矮圖足陶罐及大量的石器、陶器、陶碎片等。在此期間，麥兆良連續發表考古研究文章，他把沙坑北、沙坑南、東坑南、沙角尾等地的考古發現，以“沙坑文化”這一概念首次見之于科學論著，至此，沙坑文化遺址概念正式建立。

（圖2：麥兆良神父常常與助手一起游走在捷勝中，他身穿黑色道袍，滿腮的黑胡子，頭戴一頂黑帽，樣子特別顯眼。）

1942年，我國著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楊承志為搶救汕尾史前文物，來到捷勝沿海進行考古研究。新中國成立前，民族學家顧頡符也來到捷勝、遮浪考古。據他們的考證，沙坑出土器物的用料、制作方法、造型和紋飾，具有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特征，證明這是一個新石器時期的遺址，從而推翻了西方關于“南中國沒有新石器文化”的歷史定論。同年，楊成志與麥兆良交涉，在文物中挑選了8大箱運送往中山大學去，可惜受戰亂影響，大部分在途中丟失，只有一部分成功運抵中山大學。麥兆良則將剩余文物帶到香港，如今仍保存在香港歷史博物館。

（圖3：麥兆良在沙坑北發現的有彩繪及刻劃波浪紋、鏤孔等裝飾的圈足陶盤，他認為，有圈足的供奉盤是祭祀之用具。）

2022年，隨著壬寅虎年春天的來臨，汕尾市城區捷勝鎮沙坑古遺址全域考古調查按下了全面啟動鍵。本次考古調查計劃歷時四個月左右，是迄今為止，針對沙坑古遺址展開的最大規模、最具深度的考古調查。這次考古調查由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南方科技大學組織實施，由南科大講席教授、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首席研究員、殷墟考古隊隊長、國際古物古跡理事會(ICOMOS)專家、著名考古學家唐際根擔任領隊，將從一個更全面的視野對沙坑古遺址進行進一步的深入調查考證，旨在接續南中國史前史鏈條，完善南中國古文化序列及文化基因圖譜。

（圖4：國際古物古跡理事會(ICOMOS)專家、著名考古學家 唐際根）

唐際根曾多次主持國家級重大考古項目，他還接受國際古物古跡理事會的委托，多次赴海外為世界各地的重要古跡參評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作專業評估。2021年11月，唐際根曾到沙坑古遺址考察，經過對出土文物標本的梳理之后，唐際根指出，埋藏在捷勝的地下古遺址極為重要，是研究我國華南沿海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資料，捷勝是最早發現距今 6000—7000年前華南沿海史前文物的地方，沙坑南遺址或為晚商—西周時期 (距今3300—2800年間)我國南部沿海的一處“區域中心聚落”，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和歷史價值。另一個重要現象是，沙坑南的文物標本中，折沿繩紋釜數量極大，或反映3000年前捷勝一帶的本土文化已經受到來自中原文化的影響，對于理解我國古文化“多元一體”具有重要意義。唐際根還指出，捷勝的古遺址還反映出當地“居民點”有由高向低搬移的現象，例如沙坑北地勢相對較高，而沙坑南相對較低，這對于研究我國南部沿海環境變化與人類社會變遷提供了重要信息，他同時建議，將捷勝史前文化納入“南島語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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